长风破浪
一、AI的经济效应：尚未兑现的叙事
围绕人工智能能否重塑宏观经济，学界与市场至今未有定论。从技术成熟度曲线来看，当前生成式AI仍处于"期望膨胀期"向"泡沫破裂低谷期"过渡的关键阶段：2023年以来大模型驱动的资本开支热潮已使全球AI基础设施投资突破3000亿美元，但全要素生产率的实际提升尚未在宏观统计中显现。截至目前，既没有出现科技行业巨头曾经预警或许诺的大规模失业潮，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也未迎来爆发式增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曾在1987年留下著名的"索洛悖论"——"计算机时代随处可见，唯独在生产率统计中看不到它"。当前AI领域正呈现高度相似的特征：通用目的技术（GPT）从发明到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通常需要20至30年的互补性投资周期，包括人力资本重构、组织流程再造和基础设施配套。当然，AI产业尚处在发展早期，中长期影响仍有待观察。
从就业结构看，目前AI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主要集中在"认知可编码"的中端岗位——初级法律文书、基础代码编写、标准化财务处理、内容初筛等，而非此前舆论担忧的大规模蓝领替代。牛津大学Frey-Osborne模型的后续追踪研究显示，技术对就业的实际替代率远低于早期预测，原因在于任务与职业并非一一对应，多数职业中仅有部分环节可被自动化。
二、AI正在重塑美国政治版图
但人工智能对美国政坛的改造效应，已经清晰显现。在克鲁格曼看来，几乎没有哪一项新技术，能同时激起美国左右不同政治阵营如此广泛的警惕与反对。
这种跨党派共识的形成有其深层结构：左翼担忧AI加剧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放大算法歧视和收入不平等；右翼则警惕AI平台的内容审查权力、对传统就业和社区的冲击，以及大型科技公司与建制派的利益绑定。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调查显示，72%的美国成年人认为AI对社会的风险大于收益，这一比例在过去18个月上升了21个百分点。
即便是头部AI企业本身，也公开警示技术风险，呼吁政府设立监管机制，适当放缓AI的迭代落地节奏。这种"行业自我监管请求"在产业史上极为罕见——历史上铁路、电力、制药、核能等行业的监管框架均是在事故发生后由外部推动建立，而AI是少数在大规模事故尚未发生时，头部企业就主动要求监管的行业。深层原因在于：AI前沿模型的能力具有不可预测性，企业自身也无法完全控制模型的行为边界，监管本质上是为行业提供"责任避风港"。
三、特朗普的逆势立场与民意撕裂
在这样的舆论大环境之下，特朗普却选择全面力挺AI。他对外宣称，所有关于AI安全风险的担忧都是一场"骗局"，反对任何针对AI行业的监管立法。
这一立场在民意层面相当不受欢迎。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2025年8月民调数据显示，68%的登记选民支持对AI实施联邦层面的安全监管，其中包括51%的共和党选民；仅有19%的选民完全认同"AI风险是骗局"这一表述。就连特朗普基本盘内部也出现明显分歧，四分之一共和党选民并不认同他的AI政策主张。
为何特朗普持续公开发表这类力挺AI的言论？
克鲁格曼表示，罗伯特·赖克曾就此议题撰文，提出核心逻辑：顺着资金流向寻找动机。赖克指出，特朗普家族成员在AI领域持有个人投资权益；分析当下美国政治，绝不能忽略特朗普本身的逐利动机。据公开披露，特朗普旗下的数字媒体公司及关联实体在2025年与多家AI基础设施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其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私募股权基金也在AI算力领域有重大持仓。政治决策与家族商业利益的边界模糊，是本届政府备受争议的特征之一。
四、两层补充：认知偏差与政治依赖
克鲁格曼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两层重要视角。
首先，他认为赖克低估了特朗普的认知状态。赖克认为特朗普根本不懂AI，但克鲁格曼提出一个关键问题：特朗普自己是否意识到自身认知局限？特朗普曾在TruthSocial发文，宣称自己完全有能力管控这项颠覆性新技术，理由是他本身就是一位"强大且聪慧（高智商！）的总统"。
这一表态，正是邓宁-克鲁格效应的典型案例：能力不足者往往极度自信，因为认知短板让他们无法察觉自己的无知。在高复杂度技术决策领域，这一效应的危害被系统性放大——AI安全涉及对齐问题、可解释性、模型评估等高度专业化的子领域，决策者如果缺乏对"未知的未知"的敬畏，容易将复杂的技术权衡简化为意志与态度问题。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在不确定性极高的决策环境中，过度自信是导致系统性误判的首要认知偏差。
其次，特朗普政权高度依赖AI繁荣带来的正向预期。
特朗普上任之初，寄希望于关税政策，拉动大量传统制造业蓝领岗位。但现实里就业增长乏力，新增岗位不足以抵消岗位流失；与此同时，关税抬升了国内消费品价格。从宏观经济学角度看，关税本质上是对本国消费者征收的隐性税，其"保护就业"的效果被进口中间品成本上升、贸易伙伴报复性关税和汇率调整所抵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追踪研究显示，2025年上半年美国因关税政策净损失约14.5万个就业岗位，与政府宣称的"创造数百万制造业岗位"形成鲜明反差。
除此之外，伊朗战争同时带来战略与经济双重打击，当前柴油价格突破每加仑6美元。特朗普阵营经常拿拜登任期内油价一度突破5美元/加仑说事，尽管该说法本身属实，但忽略了背后的时代背景。柴油价格对美国经济的传导效应远大于汽油——柴油是货运、农业机械、建筑设备和铁路的主要燃料，柴油价格每上涨1美元/加仑，年化CPI约被推高0.3个百分点，同时挤压中小物流企业和农业生产者的利润空间。
五、AI繁荣：从政治资产到负资产
克鲁格曼表示，特朗普第二任期为数不多的正向叙事，全部依托AI投资热潮：市场对AI的乐观预期推高资本投入，支撑美股估值。2024年至2025年间，标普500指数的涨幅中约70%由七家大型科技公司贡献，而这些公司的估值扩张几乎全部建立在AI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之上。一旦AI投资回报率不及预期，美股估值面临系统性回调风险，这将直接冲击特朗普政府最引以为傲的"股市成绩单"。
克鲁格曼称，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是这套叙事的主要鼓吹者，《金融时报》评论甚至戏称他为"财政部版皮特·赫格塞思"，评价极具讽刺性。贝森特主张AI可以解决美国所有经济难题：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抑制通胀，依靠高速经济增长削减财政赤字。
这种"AI万能论"在经济学上站不住脚。首先，AI带来的成本下降主要集中在数字服务领域，而当前美国通胀的粘性主要来自住房、医疗和劳动力服务等非贸易部门，AI对这些领域的价格抑制作用极为有限。其次，财政赤字的本质是收支缺口，在支出端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单纯依赖增长端增收无法实现财政可持续——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测，即便假设AI使年均GDP增速提高0.5个百分点，未来十年联邦债务占GDP比重仍将上升约20个百分点。
社会层面兴起的AI质疑浪潮，直接抽走了特朗普阵营手里这唯一的利好叙事。所以不难理解，特朗普不惜一切代价维护AI繁荣的乐观叙事，哪怕相关放任政策可能给人类长远发展埋下隐患，在他的政治考量中这一点并不重要。
从技术治理的国际比较看，美国在AI监管上的缺位正在拉大与欧盟的差距。欧盟《人工智能法案》（AIAct）已于2025年正式实施，建立了基于风险分级的监管框架；英国、加拿大、日本也相继推出各自的AI治理路线。美国作为AI技术的领先国家，反而在联邦层面缺乏统一立法，这种"监管套利"短期内可能加速创新，但长期来看将累积系统性风险——一旦发生重大AI安全事故，缺乏事前监管框架的国家将面临更剧烈的政策震荡和市场冲击。
但克鲁格曼判断，这套策略很难奏效。曾经作为特朗普仅剩政治资产的AI繁荣故事，如今已经转变成巨大的政治负资产。当一项技术的社会接受度持续下滑，而执政者将自身政治命运与该技术的乐观叙事深度绑定时，技术叙事的退潮就不再仅仅是产业问题，而是直接转化为政治信任危机。这正是当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核心困境：AI可能是他手里仅剩的牌，但这张牌正在失去选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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