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
我们预计美元将在2020年走弱。近年来,高利率、全球贸易下滑带来的避险情绪、以及收益汇回都为美元带来支持。但在未来一年(甚至是数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利率将向全球其他地区靠拢,美国大选前的不确定性和关税效应减弱意味着美元很可能走软。美元近年来作为一种收益率相对较高、具有避险特性货币的独特地位将很难复制。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我们认为日元和瑞郎将受益于避险资金的涌入造成该两国的货币有所增长。在此同时,“追逐收益”可能有利于某些新兴市场货币。特别是GDP、投资、生产率处于增长势头以及出台财政刺激的国家货币可能会受到高度追捧。首要的是,投资人必须保持灵活,切勿重仓压注,这样才能在变化多端的金融市场中随时因应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股市】
2020股市的看法上,我们认为有些利多因素会支撑股市。首先是今年经济成长微幅反弹,成为支持风险资产转好的新动力。多国央行罕见的在周期末段转趋温和立场,导致金融环境更趋宽松。宽松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一般会延迟一段时间才会出现,这一轮宽松政策的反应尤其明显,因为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抵销部分影响。然而,强大的结构性趋势正考验极限,并可能左右近期的发展,成为影响市场的因素。不平等情况加剧及民粹主义高涨,对税务及监管产生影响。贸易摩擦及去全球化拖累成长并推升通膨。利率跌至下限,削弱货币政策的成效。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相关因素对现实世界产生实际影响,并随着投资人对此关注度上升,对资产价格带来影响。众多不确定的因素干扰下,我们提醒投资人,2020年股市操作上,传统的buy and hold的策略效果可能并不会如以往优异,投资人也不应重压单一市场,例如美国。我们认为,新兴市场在明年的反弹上可能更为显著,但高利润总是伴随着高风险,投资人须随时注意市场波动。
【原油】
我们预期,以美元计价的广泛多元化大宗商品指数将实现5.2%的名义年回报率,其中约一半来自于作为大宗商品期货头寸抵押品而持有的现金所带来的回报,另一半则来自大宗商品的长期均衡价格高出当前水平的差价。鉴于其波动性高,投资者宜将广泛的大宗商品敞口作为一项战术而非战略投资。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2020年的前景更为乐观,预计明年原油日需求量平均为2,958万桶,低于该组织11月的产量。OPEC预计油市明年将出现小幅短缺,表明市场比此前预期的更为吃紧。该组织曾预计2020年将出现供应过剩,但美国页岩油产量的增长速度比预期的要慢。
在明年石油需求增长前景疲弱之际,OPEC和以俄罗斯为首的其它产油国决定进一步减产。
【全球经济成长放缓】
2019年,由于美国、欧洲和中国经济皆放缓,全球经济增长降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低点(见下表)。尽管劳动力市场和消费相对保持稳健,但由于全球贸易不稳定的因素影响到商业信心, 导致固定投资和贸易增长走软。 许多投资银行和金融机构都预期2020年全球增长仍将低于趋势水平。同时,2020年除了经济成长放缓的担忧之下,投资人还面临许多政治因素的干扰,在这个对决策者、选民和投资者来说都面临重要抉择的一年,虽然我们对于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无法预测,但我们仍应该就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做好准备。可以得知的是,无论如何,2020都会是一个经济成长低于前几年的一年,投资人在评估收益的时后,不可再用从前大多头时代的眼光来审视。同时,投资人更应该时时保持警惕,切勿贪心。
【贸易紧张】
全球商业保护主义的盛行下不仅削弱了商业投资,也有损具有全球贸易敞口的企业。过去一年我们看到,美国接连对世界各国展开贸易挑衅,连位于美洲的其他传统贸易伙伴都无法幸免。与此同时,英国脱欧与欧盟造成的关系也增加贸易紧张的氛围者。未来一年,依赖贸易和投资的企业可能仍面临较高的波动性,而回报率则有赖于政治抉择。因此,我们建议寻求以国内营收和消费为导向的投资,这些投资应带来更可靠的回报,同时也可寻找全球角力之中的长期受益者。在去全球化的背景下,投资者应进行全球化配置,以减轻特定贸易相关头寸的风险,同时寻找全球贸易角力中的相对受益者。保持灵活性也相当重要。鉴于未来一年保护主义弥漫,如果贸易情绪缓和,新兴市场可能会显著反弹。投资者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分散投资,以减少个别风险敞口。但我们也认为,在保护主义盛行的环境下,国内营收比重较高的国家和行业可能是更稳定的选择。有鉴于此,我们青睐美国和中国市场,并对欧元区市场保持谨慎。
【美国总统大选】
投资者不应押注于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来进行布局。我们认为多元化投资是关键。美国是我们最看好的市场之一,但随着大选临近,美国股市的波动可能加剧,科技、能源、金融和医疗等板块还可能因监管加强而导致的行情大幅波动。
2020年11月3日,美国选民将投票选出下一届总统以及国会议员。总统(政府)负责制定政策方向,但政策能否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会的党派构成。与以往的大选一样,此次众议院所有席位都将进行改选,参议院则有35席需要改选(其中23席目前由共和党人掌控)。民主党只需赢得四个席位,就能重新获得参议院的控制权。
个别国家的选举通常不会对全球投资者造成太大影响,但美国总统大选例外。美国在MSCI所有国家世界指数中的权重高达55%,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全球金融资产的一个估值基准,美元更是占到全球货币交易量的88%。因此,美国内外的投资者都需要密切关注涉及以下关键问题的讨论。
公司税:
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税务改革将公司税税率从35%下调至21%,提振了标普500指数盈利增长近10个百分点。如果特朗普总统获得连任,我们预期现有公司税率将保持不变。民主党初选候选人则提出了各种上调公司税率的建议。前副总统拜登(JoeBiden)讨论过28%的税率,我们估计,这将拉低标普500指数盈利3到4个百分点。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方案包括对1亿美元以上的利润加征7%的所得税,这会对企业盈利产生约7%的影响。
关于公司税的争论可能加剧选举前的市场波动,但提高税率需要国会批准,而且要通过加税法案,只有在民主党确保拿下白宫和国会大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贸易政策:
过去一年来,全球贸易冲突是市场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企业税率是一个关键变量。尽管两大经济体关系在2019年第四季度出现缓和迹象,但投资者也许会担心,如果特朗普总统再次当选,不再面临选举羁绊的他可能会对贸易伙伴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此前他曾警告,在第二个任期内谈判达成的协议会“糟糕得多”。而从他的政治对手关于贸易的言论来看,如果民主党赢得总统选举,也不大可能采取更温和的方式。有关如何应对贸易政策风险的更多内容,科技监管是一个潜在风险
科技行业监管:
世界前五大上市公司都是美国科技企业,市值占到标普500指数总市值的16%,占MSCI所有国家世界指数市值的8%,过去五年来这五家公司对美国股市业绩的贡献率达到15%左右。我们认为,投资者需要为大型科技企业将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做好准备。特朗普总统之前表示,科技巨头可能面临反垄断监管审查,美国司法部已经在着手进行调查。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沃伦已经发布了一份《我们如何拆分大型科技企业》的计划,拜登则敦促在采取任何行动前应该进
行深入调查。
虽然,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可能会加剧美国科技巨头股价震荡,但我们认为,短期内进行重大立法以降低这些科技巨头的市场份额并不太可能。要证明互联网公司是垄断企业很困难,而且反垄断案件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立案和提起诉讼,况且总统也无法凭一己之愿拆分公司。担心监管加强的投资者,可以考虑分散配置,将重点从大型科技企业转向受益于长期数字化转型的其他公司。
环境立法:
特朗普政府放宽了环境监管,如果他成功连任,这种趋势将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持续,而如果民主党赢得总统选择,则几乎肯定会收紧环境监管。如果国会中两党势均力敌,则“绿色新政”等重大政策变动不太可能获得通过。然而,如果民主党的沃伦当选总统,并履行承诺,通过行政命令禁止水力压裂技术,即便此举的法律地位还不清楚,在此情景下,碳能源行业很可能会受到控制碳排放措施的压力,而勘探和生产行业也可能会受到影响。相反,与清洁能源、清洁空气、碳还原和能源效率有关的企业在民主党政府治下将表现更佳,这些公司有可能“对冲”更激进的环境立法带来的风险再分配。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将努力使2017年实施的个人减税政策永久化。而如果民主党人当选总统,则美国富人的所得税率可能会上升,联邦最低工资和社保缴费也很可能提高。
如果民主党未能在国会获得绝大多数席位,像财富税这种提案就不太可能获得通过,但是提高最高所得率或资本利得税率比较可行。提高最低工资和社保缴费的提案如果获得通过,也符合我们的广泛主题,即2020年应该选择基于消费增长而不是企业支出来增加敞口。
医疗改革:
《平价医疗法案》(ACA)在特朗普总统治下已经被削弱。而民主党人依然支持该法案 — 拜登的目标是保留其中的大部分条款,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由政府运营的公共保险新方案。沃伦则主张“全民医保”,这需要美国政府在10年内投入约32万亿至33万亿美元,如果民主党未能在参议院获得绝大多数席位,就不太可能通过任何此类法案。灵活性是关键就税务规划而言,尽可能大的灵活性可能远比基于精准预测税率来制定策略更有效。很多投资者已通过各种应税、递延税以及免税账户进行储蓄,具备了一定的灵活性。如果再结合精心的退休规划,投资者就能有效地管理纳税义务,而不必在税率与预期不符的情况下,被迫让自己的目标
打折。
因此,如果民主党获胜,可能会增加公共医疗服务,限制制药公司的定价,此举已得到两党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而限制定价权将不利于医疗保健和制药行业。
【央行动态】
去全球化趋势。经过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加速发展,全球化趋势在2010年代达到巅峰后在近期回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数字化和制造业本土化等趋势所致。政策制定者可能在2020年放慢去全球化的步伐,不过,我们预计中美博弈终将导致未来10年全球一体化程度降低。如果经济民族主义、关税、货币干预、补贴和资本流动限制变得更加普遍,总体经济增速将放缓。与此同时,东西方之间拉起的“硅幕”有可能导致技术标准不相容,迫使欧洲等目前受益于中美相对自由贸易的地区“选边站”。就像全球化一样,去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将出现相对的赢家和输家。供应链的重新调整应会使得某些新兴市场增加基建支出。技术方面的投资也可能会上升。国内支出占比较高的企业和国家应会取得相对较好的表现。
央行货币政策3.0
货币政策在2010年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央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利率工具,还运用了非常规的资产购买计划。随着政策制定寻求适当的举措来管理经济并为人口老龄化提供支持,我们预计各国将走向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瑞·达利欧所述的货币政策“第三种形态”(货币政策3.0)。在此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在刺激经济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最极端的形式中,央行向消费者和政府直接发放印好的钞票。此类政策可能推升消费、政府支出和经济增长,也可能陷入通胀深渊。结果将依地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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