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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美股暴跌的带动下，日经225指数也在12月份暴跌10%，失守2万点大关，而雪上加霜的状况则是在全球经济信心黯淡的背景下，日元汇率一度录得日内跳升4%的“闪崩”式上涨。这让本来就已经处境尴尬的日本经济更加为难。由于出口行业是日本经济的最重要支柱，日本央行及政府最害怕的就是日元汇率猝然暴涨。然而，日元的避险货币地位却决定了其汇率在国际市场情绪恶化市必然会冲高。
更糟糕的是，日本GDP在三季度录得2.5%的衰退幅度，这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摩擦，却阴差阳错地让“贸易立国”的日本再度受伤最深。这让日本央行在新年伊始就腹背受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让黑田冬彦留任的目的，原本是想一鼓作气把“安倍经济学”推进到底，但现在，这一切都已经变成了几乎难以完成之任务。
然而，仅仅一年之前，局面看上去还曾是一片大好，当时，日本经济连续增长时间已经创下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长，同时停滞已久的该国企业薪酬水平也终于出现了松动上涨的苗头，令日本政府憧憬其在此后有机会通过交易所交易基金(ETF)等资产工具，来循序渐进缩减其巨额政府债务。然而，这只是想得很美而已。
事实情况是，随着旷日持久的“量化宽松(QE)”措施继续进行，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在2018年达到了4.87万亿美元，超过了该国的GDP总量。而在眼下经济再度恶化的状况下，日本央行就连尾随欧洲央行开始逐步缩减QE力度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跟随美联储开始“缩表”了，反而，该国央行更有可能会一不做二不休把当前每年80万亿日元的QE规模进一步上调，来拯救该国因为在贸易摩擦中遭受池鱼之殃的经济。
虽然。扩大QE确实能够给再度萎靡不振的日本经济打上一剂强心针。但日本央行的真正目的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设法平抑日元汇率或许才是其真正用意所在。问题的症结在于，日本的出口导向经济急需疲软的日元汇率来加以提振，但每当经济环境不振时，日元汇率却每每上涨而不是如同其他国家货币那样下跌，这让日本的经济复苏历程往往比其他发达经济体来得更为艰难。之前，安倍首相在2012年上任后，费尽心机才让日元汇率贬值了30%。但眼下，在国际市场环境已经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的背景下，他将很难再通过操纵日本央行继续放水来达到故伎重演的目标。反而，美联储迫于白宫的压力停止加息的相关前景料令美元指数见顶回落，这令日元汇率在这新一轮的“货币战争”中将处于更不利的位置。
这也意味着，肩负着在贸易逆风环境中继续给日本经济保驾护航重任的日本央行将很难在2019年启动任何旨在缩减QE力度的新举措，而日银QE退场路线图，曾是2018年初经济状况尚好时，各路经济学者瞩目的焦点所在。并且，考虑到日本在2019年夏季又将迎来关键的参议院选举，日本央行继续听命，维持乃至不排除扩大QE力度，将是大势所趋。
然而，问题就如前文所述，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已经过度庞大，超过了GDP的100%，这意味着市场上已经很少再有足够的具有充足流动性与安全性的债券资产来供日本央行继续收购，这将让行长黑田东彦更加头疼。或许，可供日本央行选择的资产还将包括该国地方政府发行的“欠条”票据，或者是上市公司的企业债券，但这能否满足日本央行被不断撑大的胃口，依旧是个未知数。
同时，黑田也或许需要设立一个信贷担保措施，来鼓励该国中小银行，尤其是在偏远农村地区开展业务者向实体经济增加信贷投放力度。然而，央行若欲进一步扩表，可能会进入“深水区”，首先就是购买地产ETF证券，而这些证券往往是由诸如闲置的体育馆、门可罗雀的医院和根本就未开发的空地等“不良资产”打包而成，同时，央行欲直接执行政府债券货币化，或者收购外资债券等行动，也面临着合法性方面的风险。而直接向居民发放现金的“直升机撒钱”行动虽然听起来很美，但是实际操纵时，却仍有着种种难以逾越的障碍。
无论如何，日本央行在2019年面对再度趴下的日本经济，都有着“弹尽粮绝”之感，其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政府的经济结构改革能够初步见效，来分担其为经济护航的压力。但情况却可能事与愿违，日本政府会在2019年第二度提高消费税税率，这对于该国经济前景而言又是一道槛。或许，日本经济未来其短期内唯一的指望就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经济拉动效应能够提前起效，但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大家又该怎么办呢？
或许，黑田东彦及其领导的日本央行面对着如此“流年不利”的状况，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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