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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莱认为,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可能会给欧洲的预算增加负担:因为美国已经不愿再当“冤大头”,为欧洲北约盟国分担国防支出。
特朗普一直表示,欧盟北约成员国应该履行北约条款,军费预算应达到GDP的2%。在2015年,欧盟22个北约成员国的平均军费开支占比仅为1.4%,不把英国计入在内则为1.3%。而美国军事开支占比高达3.6%。欧盟北约成员国的军费预算短缺高达94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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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些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债务GDP占比虽已超过100%,但其国防预算却很低,为了达标,这类国家需要增加0.7%-1.1%的国防预算。这都将会增加欧盟成员国的债务负担,为欧洲本已疲软的经济雪上加霜。
此外,巴克莱在报告中称,欧洲央行的QE政策曾是欧元区经济增长和公共债务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其代价是“道德风险”。
巴克莱发现,QE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比低利率政策更有效,并能减缓债务增长,特别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如下图所示,欧洲央行若不实行QE,这些国家的公共债务有可能升至12%的惊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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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持续性问题将很有可能会重新显现,原因不仅是因为高利率,最关键的是,由于缺乏改革,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景黯淡。
英国银行的分析师也认为,这些背负巨大债券市场压力的国家也曾寻求过更多改革。这些国家宁愿利用QE提供的暂缓手段也不实行改革或还债。意大利的和西班牙正在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改革陷于停滞。
巴克莱认为,一旦德拉基暗示将会收紧QE,欧洲的偿付危机将会重现,而一旦QE真的结束,那么“欧猪”国家的“缓刑期”就将终结,新的苦日子将重新到来。
以历史低利率进行融资的成本和QE政策预计在可见的未来还将持续,投资者很少担心欧元区长期债务的偿付能力。但这都将发生改变,德拉基已在今年9月提醒全球投资者:“QE并非长久之计”。一旦QE收紧,很多欧元区国家将会面临更高的偿债压力。
另一个从第一天起就存在的问题是,巨量的债务负担从金融危机以来就从未减少过,这需要巨大的通胀才能被消融,但在利率上涨的周期内,这些天量债务毫无疑问会引发新的金融危机。
从理论上讲,如果政府明智地花钱,有效地征税,高负债并不一定会导致主权债务危机。若与此相反,偿付危机就会出现,若利率快速上升至平均融资成本之上,2010年到2011年期间欧债市场的反转就有可能重演。唯一的区别就是,新一轮欧债危机再度发生时,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政治上进一步操作调控的空间都会极为缺乏。相关国家的处境都会更加艰难。
最后得出两个结论:
一,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如巴克莱的观点,QE导致的欧洲各国在财务上的成功最终有可能因QE退去而失败;
二,德拉基自2012年以来采取的“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欧元的行动,只不过是推迟解决问题的套路。
特朗普对市场的意外影响,既体现在他要求欧盟成员国履行北约条款上,又体现在若全球通胀上升加速,欧洲央行可能除了更快地收紧QE已经别无选择。这两种催化因素将会导致欧洲债务偿付危机,自德拉基压低利率至历史低位以来,欧盟经过近5年的改革并惨遭失败后,这种厄运将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