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放缓依然是G7会议的重要议题。尽管冉冉升起的经济新星中国和印度并不包含在G7成员国中，这些先进发达国家经济占到全球GDP的三分之一以上。
今年的G7峰会由日本作为东道主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日本已经经历了将近26年的通货紧缩，经济增长十分缓慢。这不仅是一种警示，而且对于什么能促进增长什么不能日本的经验能够提供借鉴。
日本的问题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自那时开始债台高筑加上人口老龄化使得总需求放缓。政府通过维持预算赤字并且开始实施十分激进的货币政策进行应对。尽管因此日本经济没有陷入彻底的大萧条，然而整体形势依然不好，日本经济苦苦挣扎，货币政策似乎渐渐失效，而政府债务高达GDP的200%。
大家都是日本
欧洲和美国情况和日本十分相似。2007年再次出现房地产泡沫破裂，私人部门不得不应付不受控制的债务问题。
欧美政府采取了和日本政府赤字支出和激进的货币政策类似的措施。但在欧洲情况更加复杂，一个功能失调的货币联盟使得决策提出速度十分缓慢且阻碍了必要的经济调整，导致部分欧盟国家陷入全面萧条的境况，比如希腊。
大部分的政策都是为了促进公民的需求。但是数年的赤字支出以及维持在低位的利率水平使得经济无法实现强劲复苏，突显了发达国家当前的经济环境。量化宽松政策向金融系统中注入了海量货币，然而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有限。
近期收到关注的一项替代政策是“显性货币金融”，它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直升机撒钱”。和量化宽松类似该政策也包括开动印钞机创造更多的货币。但是这些钱不是用来购买次产，而是用来支持政府支出(或是减税，从而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部分可能被用于消费)。这样可以保证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但是该项政策通常和高通胀联系在一起，在当前通货紧缩的环境中或许作用有限。尽管有人对此表示高调支持，但毫无疑问今年的G7会议上领导人表现过于激进。
为难的处境
未来这两项政策可能会组合实施，从而推动经济复苏。美国经济数据向好为这样的乐观提供了支撑。但是低失业率数据具有欺骗性，许多工人工作时间不足和虚假的自主创业掩盖了劳动市场参与率低的事实。
与之类似的是，偶尔季度涨幅令人印象深刻，但其实根本不够弥补损失。然而最大的问题可能在于对于广大劳动者而言薪酬水平依然处于低水平。
政客们基本上在讨论结构改革问题时会感觉比较轻松自然一点。结构改革涉及多方多面，通常包括通过降低工作安全性或是减少其他的保护措施从而使劳动力市场更加具有灵活性(或更残忍)。这给了政客们一个机会展示在进行“艰难的抉择”和实施“痛苦的治疗”时他们有多“负责任”。
发达国家正处在左右为难的处境中，要么选择不可持续的债务推动的增长，要么任由经济陷入滞胀状态。这也是近年来社会不平等急剧增加的潜在原因之一。我们创造了一个由所有权支付报酬(通过利润和租金)而不是劳动的社会。在美国，许多工人已经很多年没有涨过工资劳动而并且入不敷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现在这种趋势在向更多的地方蔓延。其结果就是，许多的家庭迫于压力不得不通过不可持续的借贷来维持正常支出。
向前走
解决发达国家当前的经济问题比G7领导人会上讨论的部分更困难。包括实行累进税制(尤其是针对富人阶级)和终结避税天堂，这将有助于获得追求现代工业战略(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的转换)所需要的收入。让经济恢复增长以及工薪阶级薪酬水平上涨也同样重要。这需要更强大的工会与政府和商人进行合作。
或许有人会指出这些政策之前有过失败的尝试，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象。自由市场措施在20世纪30年同样遭遇失败，在80年代再度死灰复燃，但是仍然没有逃脱失败的命运。
在21世纪这些政策显然也需要与时俱进，一方面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也要多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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