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政经逻辑

汇通财经APP讯——
（一）

财经作家阿耐在《大江东去》里描述过这样的情景：上世纪70年代末，年轻的退伍兵雷东宝问老书记如何进行土地大包干，老书记皱眉道：“我也不知道，上半年的文件说村民自愿组成小队承包，不能包给个人，可前阵儿又下文件，说可以承包到个人，向安徽哪个地方学习，但又没有说怎么学；可是，土地承包给个人，大伙儿不是成解放前的小地主了吗？还要不要集体？这事儿得小心，原则性错误万万不可犯，万一运动一来，我们个个得吃挨斗。”

阿耐描述的情景，于很大程度上还原了改革之初人们对市场化思想的困顿和茫然，同时又在摸索和奋力的过程。历经“文革”的十年浩劫后，在那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政治意识形态年代里，计划经济体系下的微观个体，无一不是战战兢兢，唯恐被再次“打倒”。而他们当中的“无产者”决定要突破体制束缚，“下海”充当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已是多年后的事了。

在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实践中，当经济学“纯粹形态”的普遍原理被应用在具体经济实践中，会引出“实践形态”问题。经济学“实践形态”问题于中国30多年市场化进程当中，更多地表现为“中国特色”的改革逻辑与政治经济学普遍规律在彼此的斡旋空间中进行的无序博弈与有机融合，进而形成了独特而仍持续演进的“政经逻辑”。



（二）

市场化进程之初，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既不是来自担忧市场竞争的国企利益团体，也不是来自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的官员，更不是生活在物质贫乏和温饱边缘的底层百姓大众，而是来自中国政府推崇已久的“社会主义思想”，究其缘由，是因为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央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必备元素。

一直以来，在列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当中，认为“全知全能”的政府能够做出前瞻性的规划，然后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都在既定的规划下有序运行，一切都有条不紊；在经济领域，则是国家财政制度取代现代金融体系，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可以被当做一个超级大型的企业来运营，从每根火柴的价格到整个国民经济总额都被计划好，根本不需要任何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对资源进行配置。

但建国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现状恰恰否定了这一“伟大构想”，哈耶克将其称为“致命的自负”。

事实上，市场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因为人类的经济活动而存在，但绝不是人类故意设计而成，而是“人类有意为之却带来意料之外的结果”，而恰恰是这意料之外的影响超过了当初期望的目的。

汪丁丁曾总结市场机制的特征：

第一，它保护并激发一群理性个体谋求私利的动机；

第二，在利己欲望的鼓动下，这些理性的个体参与收集、整理、传播关于资源有效配置的信息；

第三，如果有合适的支撑系统，上述过程就不断趋向于那些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状态；

第四，伴随上述过程的，是群体之内每一个体的利己欲望和私人资本的积累过程，后者导致日益扩展的利益冲突并倾向于瓦解群体之内的协调秩序；

第五，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不断修补这一嵌入在社会里的协调分工的秩序。能够容纳这一修补过程的“社会-市场”秩序，被称为“宪法”。

进一步地，市场经济意味着经济体系的运作，是以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之上的价格信号来协调劳动与分工。价格信号首先是反映了经济资源的稀缺度，然后反映了稀缺资源在经济活动中不同用途的回报率差异性，进而引导资源流向利润率最高的地方；当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干预过多而导致定价体系混乱时，生产要素不能随价格自由流动，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会被扭曲，企业不能自由卖出产品，消费者也被剥夺自由选择的权利，即是说，经济主体在市场上的存活并不取决于其经济表现，从而无法决定其命运，最终会导致市场机制崩溃。

（三）

然而，即使在逻辑上明白了市场和计划的本质区别之后，市场化改革却面临另一个重大议题：在价格传导机制不失灵的前提下，是否存在某种经济原理或政策秘方，能够在短时间内把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

遗憾的是，答案是否定的。

经济学教科书告诉读者，市场价格由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和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的交点决定，这被马歇尔形象地描述为“剪刀的两翼”。但如果仅从书本中形而上地理解价格机制形成过程的话，经济学也仅仅是由繁杂的数学模型和严谨的逻辑推论构筑而成的理论堆积而已；实际上，对普罗大众而言，经济学能够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是复杂理论背后所反映出的观察个人行为与社会现象的思维方式。所以，“马歇尔需求曲线”是对现实经济活动的合理抽象而进行理论化的高度概括，供需曲线亦非真实存在的实物，其背后是在微观领域的大小企业和形形色色的消费者，他们作为供需的双方保持着对价格变动的高度敏感性，从而在市场交换行为和持续议价的局部均衡中，演化出价格一般均衡的动态过程。所谓“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是也。

实际上，价格信号对经济资源的配置是典型的“哈耶克式”试错过程，如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那样，“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也”。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于现实中会存在各种制度摩擦或交易成本，在多数情况下，经济资源并没有像理想情况那样流向回报率最大的地方，从而“企业”作为与市场可以相互替代的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存在，而两者的替代关系取决于各自资源配置方式所引致的交易成本大小；作为“生产”和“契约”两重性质的统一，企业的“生产特征”表现为“技术形态”，而企业“契约特征”表现为“制度形态”，在现代企业理论体系中，前者形成了“技术决定论”，后者形成的“制度决定论”则在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的市场化运作看成外部环境与内部诸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演化过程，即“市场、技术和制度”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企业生产性收益、企业与市场交易成本的大小，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动态均衡。

企业中的企业家，用张维迎的话说，一方面在寻找市场不均衡点，从而进行跨市场、跨时间套利，另一方面在进行创新以打破旧有的均衡点。所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必然是伴随着对资源利用效率的探索或试错过程，必然根据消费者需求偏好的变迁而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从而必然体现出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会有新企业的出现和旧企业的破产，会有新旧商业模式的更迭与商业生态的进化。这恰是熊彼特所描述的“创造性破坏”，也正是贯穿于市场化进程始终的经济逻辑。


（四）

事物的发展，往往是粗劣和有缺陷的。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政经逻辑并没有表现出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路径。

具有而言，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一开始就没有、也无法按照一个设定好的蓝图在进行，更没有清晰的初始产权格局；恰恰相反，其表现出来的政经逻辑与当年的“农村包围城市”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几乎所有的改革和市场化突围，都是来自政治权力的边缘地带，所崛起的几乎都是出身草莽、坚韧而敢于博取的草根人物；在那风起云涌的变革年代里，他们有勇气去冲破一切规则和准绳，回到利益基本面去编织最美丽的商业谎言和神话，再一次证实了那句“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

在对市场化进程进行梳理的经济学者看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个体户经济”和“特区经济”一直被视为中国经济转型的四大边缘力量。这背后的政经逻辑却是以“试错”为基础的“实用主义”，承认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拒绝任何形式的理论教条和先验论，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做务实的经验主义价值观对教条式改革思路的修正。

从顶层设计的初衷来看，市场化改革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经济体制变革。改革思路的探索虽然历经曲折迂回而柳暗花明的漫长过程，而在经济实践的时间维度上，却在无形中给政治边缘地带进行的市场化试验留出恰好的实践空间：只要不威胁社会主义的存在，这些边缘化的“私生子”都会被给予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这里崛起的私营企业进行一些列自由化经济实践，最终在整个市场化格局当中取代了政府引导的改革。这再次证明，在充满不确定性和路径依赖模糊的市场化探索当中，与个人或企业相比，政府并没有过多的信息优势，其恰当职能仅仅在于规范交易制度和清晰界定与保护私有产权，让所有的生产要素有序组织起来为企业所运用，而不是过多“积极”地参与其中。多年来政府主导的阶段性改革实践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囿于僵化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行政控制，国企和金融改革的后果是社会经济资源的极大浪费和企业家精神的极大受损。


（五）

就在此文写作期间，“证监会宣布重启IPO”的消息一时喧嚣于国内各大财经媒体，于是，笔锋便将政经逻辑的阐述延伸到资本市场领域。

朱镕基曾说：“上海成立证券交易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实际上是一个最有效的直接融资方式，同时又成为企业效益的一个晴雨表”；但在2001年4月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朱镕基却亲笔为该校题写了“不做假账”的校训。

此中所反映的政经逻辑，让人颇为玩味。

股市虽有将近30年的发展历程，但其在对上市公司融资分布上，依然和大型商业银行一样，坚持“锦上添花，绝不雪中送炭”的资本逻辑；此外，股市作为政府给大型国企输送经济资源的运作逻辑并没有改变，某些经济绩效好、业务前景佳的中小企业依然无法从股市里面进行直接融资，这一方面增加民间资本的借贷成本，又在产业链的价值渠道里造成价格信号的扭曲，导致经济资源的极大浪费。

始于2014年11月，终于15年6月的牛市狂欢，再次见证了中国股市的畸形和非常规逻辑。资本市场不但不能发挥出其本有的反映宏观经济基本面、支撑实体经济资金融通的投融资功能，反而畸形般地成为一个与中国商业典型的“机会主义”高度“相得益彰”的投机市场，“神话”和“奇迹”牵动着每一个投资者的神经，拉抽屉般的进出、从股评中寻找利好消息的自我安慰、狼性庄家与侥幸股民的多空交战此起彼伏，幻灭和沉沦从未消停，实则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政策导向大于市场力量”是中国资本市场主基调。从“经济周期”的中长波段里去观察过往三十多年的市场进程，会发现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机遇窗口”，约每10-15年就开放一次：我父亲那代人就遇上了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个体户经济”和“倒爷经济”，第二次是本世纪前十年的“以房地产为主的不动产市场”，而接下来的机遇窗口很可能就开放在“多层次资本市场”里。

从资本市场当前现状来看，虽然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格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无法改变，甚至“衰而不死”的长尾效应会持续存在，但是金融脱媒的趋势日渐明显，金融深化与平衡是国内金融行业的主要趋势，市场利率化、资本国际化、市场准入宽松化、业务范围与门类的多元化、交叉与混合以及行业条块的分与合、行政监管的收与放、市场发展的创新驱动与风险控制等各种关系的平衡，是未来发展方向中的主题与基调；此外，渐趋明朗的政治治理格局和开放气度，故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顾准）

（六）

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在零散的政经逻辑里崛起的商业中国，其变化之大，几度让人恍若隔世；其滋养了世故、丑陋和空虚，也悄然催生出一个时代的伟岸与璀璨。是的，很多人会说，这是一个多么世俗的时代，人人都以追逐物质和商业利益的现世享受为第一要义，道德底线在金钱话事的模式下被轻易击穿，充斥着对规则约束的漠视、对财富神话的膜拜、对商业奇迹的迷信、对因果侥幸的报应，心灵虚无和身份焦虑在激越的商业洪流中可见一斑。

当代思想家顾准在临终之时与吴敬琏的对话中，说到中国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但什么时候到来并不知道，所以他最后送给吴敬琏四个字，是“待机守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告别意识形态的禁锢，开启市场化进程的伟大实验，是“神武景气”之伊始，而“瓶子里的精灵一旦被放出，就再也回不去了”。

顾准也曾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但在这表象的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把历史的每一页都看得透彻而不为玩笑和嬉戏留下一席之地。政经逻辑的未来演绎，或许不再让人恍若隔世，而是瞠目结舌。对物质财富之正当追逐，对商业之美之理性觊觎，是商业逻辑的应有之义，更是一种“入世”的善身哲学，但我们对未知的世界保持必要的敬畏和底线坚守，并不是怯弱和畏缩，而是在大变革时代里一种必要而成熟的商业修养。

我很庆幸能够生活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并且能够以职业身份参与其中，但在内心深处，我倒希望它快点过去！


财经联盟：余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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