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囧闻】艾滋病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艾滋病

美城 2015-12-02 02:29 来源:【原创】
本文共1674.5字  |  预计阅读: 6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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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通财经APP讯——囧闻第1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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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2月1日是所谓的“世界艾滋病日”,在这天前后,各路媒体总是要例行公事一般拿这个大家一方面谈虎色变,一方面又有些羞于谈及的“脏病”作文章,内容不外乎是说:要对艾滋病这种疾病有正确的认识,艾滋病本身可防、可控,不可怕,对艾滋病患者也要帮扶、关爱、不恐惧,不歧视……基本上是老生常谈。而这种无药可医的残酷病症,也每每会吸引来自公众的相当注意力。

而掐指一算,从人类确诊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到现在,已经35年过去了,这种跨世纪的瘟疫,也从人人避之不及,变成了受过教育的至少能够坦然面对。同时,虽然人类离发明艾滋病疫苗,或者根治艾滋病的药物尚有相当的距离,但是姑息性的“鸡尾酒疗法”,据说已经可以让HIV感染者无症状生存超过30年,所以,这种不治之症引发的公众恐慌也在下降。许多年的教育也让大家明白,艾滋病和感冒不同,普通人只要是洁身自好没有高危行为,是没有可能被莫名其妙就传染上的。

十年前,小编在上大学时,当时艾滋病问题中,最受关注的还是因为集体卖血交叉而被感染的农民,“艾滋村”在当年是个频率非常高的新闻热词。然而,十年过去,早已是时过境迁,当年艾滋村的病人已经逐一发病死亡,血液制品管控检查力度的加强,也让这段不堪回首的黑历史得以彻底被封存,而狡黠的HIV病毒则已经转移阵地,从农村到城市,从农民到大学生,这个变化状况,或许正是过去十年间经济文化环境大变迁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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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在沿海地区刚刚搭上经济全球化快车的时候,广大内地农村还处于一贫如洗和信息闭塞的状态,但发财致富的理念却已经深入人心。农民在土地上劳作终年,却只能勉强温饱,这就成为了瘟神肆虐的契机。一些制药企业看准了这个机会,开始堂而皇之地做起“人血馒头”生意,用当时看起来非常丰厚的报酬,从贫穷的村民身上抽取血浆用于提炼各种药品。由于在采血过程中管理混乱,交叉感染在所难免,于是,本来贫困但是还安逸的中原小村,就一个个落入了艾滋病的魔爪,在此后多年间成为了人间地狱。

这起悲剧中,你可以说制药企业的道德沦丧、地方政府的麻木不仁和村民自己的无知愚昧,都是导致艾滋病疫情在当地失控的根源,但关键的问题还是当地经济的贫困才给了病魔可趁之机。在人均年收入勉强上千元的时代,采一次血浆即得50元,而且回输红细胞后可以在短时间内多次采集的状况,无异于一条致富捷径,于是当地农民起个大早挤破头,生怕自己来晚来卖不上血,这在我等看来很可悲,但在当事人眼里,或许就是一种荣幸……

令人唏嘘的是,当年“艾滋村”的农民卖血的主要目的,都是希望能够攒够钱盖起漂亮的瓦房,让自己在乡邻面前有面子,结果,盖起的漂亮新房子,却成了自己和家人的墓碑,让人唏嘘不已。其实,这个思路过了20年仍没有真正改观,只不过为了虚荣糟践自己的方式由卖血升级成了卖肾。这种为了在乡亲和小伙伴面前“长脸”,而不惜损害自己宝贵无价的健康的做法,使用一般的经济学供需原理是无法解释的,这也揭示了经济学教条的局限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往往经常是无力的。

省吃俭用半年才能买得起一部苹果iPhone手机的社会底层,自然会把拥有这部手机当作自己追求的目标,而对于月薪可以买上两三部苹果手机的白领中产来说,用什么手机已经无法彰显出自己的身份,所以可能花1000块钱买一部国产机也是一样地用,把这钱省下来去买辆拿得出手的车才是奋斗目标。而真正的富豪阶级,却又往往出门只开一辆很普通的轿车,因为车对他们而言只是代步工具,人家的追求或许更多转移到了精神层面,比如每年花巨资去包养一个“仁波切”。但无论有什么追求,都无法掩盖出此中透露出的空虚失落感。

所以,艾滋病转移阵地,到城市里,到大学生中间,也和这种心理空虚状况密不可分。在15年前世纪之交之时,基本还未曾有过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的报道,但如今,男性大学生却成了艾滋病新增患者的主力军。不可否认,在过去15年间,随着媒体的日渐发达和社会总体经济水平及教育程度的提高,艾滋病如何传播,如何预防,已经渐渐成了整个社会的常识。血液制品管控的日益严苛,使得艾滋村血祸不再重演。廉价易得的一次性注射针具和避孕套,也使得干着见不得人勾当的“高危人群”没有再像之前那样离HIV的魔爪那么近,但有一个群体,却因此重新成为了艾滋魔鬼的主要猎物……

1980年代初期,艾滋病曾被称作“男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综合征”,因为最初的患者几乎清一色地都是男同性恋者,直到后来在了解了该疾病的确切传播途径之后,其名称才被改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简称AIDS,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艾滋病”……其传播途径包括医源输血、母婴传播、吸毒共用注射针头和异性及同性间性行为。如上文所述,近年来,在社会进步的影响下,血液、吸毒和异性性行为的传播,都因为全社会防范意识的提高而被逐渐封堵,疫情防控状况因此总体喜人,但越是在这个背景下,同性性行为传播病毒的状况就越是触目惊心。

统计数据显示,男男同性性行为传播已经贡献了新发病患者的半壁江山,而男同性恋者占全社会人口的比重却只有约1%,而越是在沿海发达地区,通过这种途径传播艾滋病的比例就越高。去年,整个上海市新增艾滋病感染者中有三分之二通过同性性行为感染,其中在青年学生中,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88%。一方面,同性性行为并没有导致意外怀孕的可能性,所以没人愿意主动用套。另一方面,这个群体也更多追求感官刺激,而社会责任意识却淡薄,这使得病毒在其之间肆虐起来也毫无屏障。一个长途车司机禁不住诱惑和路边店的小姐苟合,事后一直内疚担心万一传染上什么脏病再传给自己的老婆孩子该怎么办?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爽了再说。

如果说,当年农民卖血传染上艾滋病,或许还是因为贫困所迫,因此情有可原。那么,追求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走上不归路者,则只能说是自作孽不可活。艾滋病之所以从80年代美国的男同性恋群体中开始流行,也正是因为发达国家在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之后,许多衣食无忧的年轻人开始变得精神空虚和无所事事,以追求最大化程度的感官乐趣为人生目标。在国门大开,全球经贸往来频繁的年代,这种风气也不免从外部传入,并引诱感染了部分青少年。而这种极端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精神艾滋病,直接让人在各种诱惑之前失去免疫力,其破坏程度甚至超过了肉体上的艾滋病。

同时,民主制度下政客为了笼络选民而不断加码的社会福利体系,一旦过度,也会起到败坏社会风气,阻碍创新进取的效果,这是许多欧洲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危机四伏的根源之一。政客为了选票慷慨洒钱,引发的债务却要让子孙来还。而国民则更是选择“及时行乐”,不愿生育子孙,于是恶性循环便越来越深,这便是寅吃卯粮的经济学艾滋病。这样的社会,自然也像得上了艾滋病一样,免疫系统尽毁,在外部的冲击面前不堪一战。之前,恐怖分子大闹巴黎事件,或许已经揭示了,沉迷于福利迷梦,失去了锐意进取主心骨的西方文明,在表面的强大之后,是有多么地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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