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升级关键阶段，面临九个超级大变局

汇通财经APP讯——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种种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正面临9个超级大变局。

变局一：“超高速增长时代”结束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总体是呈周期性波动。在周期性波动中，一般说经济下滑到底部后还会反弹到原来的高度，但这次不一样，不仅有周期性的波动，且经济增速在换挡。

这意味着经济下来后不一定能反弹到原来高度。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在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峰值：12.1%；此后开始下行，一直下滑到2014年的7.4%，2015年第一二季度，进一步下降到7.0%。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了5年时间，GDP增速下降幅度约40%。

从宏观经济来看，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都是总量放缓的过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英期间表示，中国经济年均超10%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结束，迈入了增长放缓转而寻求稳定增长的“新常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2015年最新数据，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14年人均GDP为12879.8美元。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DwightH.Perkins)认为，当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介于10000-16000美元之间时，经济增长放缓是正常的；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确实在12000美元左右，那么中国目前GDP增速放缓是正常的，中国确实处在那些多数高收入国家曾经历过的增长放缓阶段。

导致中国经济放缓有供需等诸多原因。

变局二：“三驾马车”让位于“三大发动机”

长期以来，很多人根据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凯恩斯理论的基本原理，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复在增加出口和扩大内需上做文章。

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三大发动机”是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根据自己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或“五人理论”，即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新概括。

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新一届中央领导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推进结构调整、强化创新驱动(简言之，改革、转型、创新)是基本吻合的。

当前和今后中国要优先推进经济发展动力结构的转型，从主要依靠“三驾马车”转向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特别是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部署，紧紧抓住全面改革这个“牛鼻子”，推进经济全面转型，强化创新驱动，努力使中国经济较快地进入到一个好的新常态中。

变局三：移动互联网颠覆传统领域

传统企业垄断着地域优势，就垄断着产业链上的供应商。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这种地域优势将越来越弱化，随着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倍增，移动端购物将成为主流，手机就像一个入口，通过这个入口用户不用花费高额的外出成本和时间，就可以完成购物需求。

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中国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研发特别是应用领域也有不错的表现。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7.3亿人，较上年增长11.8%，市场规模达13437.7亿元，增长183.8%。

移动互联网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和冲击，对几乎所有行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如商业、传媒、通讯、出租车、金融等)带来了颠覆性影响和冲击。

中国社会的消费人群年龄正在发生转变，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消费人群年龄主要是50后、60后和70后，这群人受教育，文化，经济科技的发展影响，消费观念和需求是比较弱的。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曾经的消费人群逐渐老龄化，而80后、90后和00后正处于消费的增长期，一方面要得益于当今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普及，使得这三代人的教育水平普遍比较高，同时得益于信息科技的发展，使得这三代人对信息的获取更加便利。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80后、90后和00后的消费需求正在成主流，50后、60后和70后的消费需求逐渐变的边缘化。传统企业要么顺应时代进行自我颠覆，要么就是下一个“诺基亚”。

变局四：城镇主导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城镇化是中国的最大潜力，主要是指城镇化所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其释放主要在于人口城镇化，在于人口集聚效应而带来的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2.57%，实际的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5%，远低于2011年世界52%的平均水平。如果能打破政策与体制掣肘，每年就有可能提高1.5-2个百分点。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就有可能接近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到2030年，有望进一步提高到65%-70%的峰值，基本实现人口城镇化。就是说，未来的20年左右，中国人口城镇化率有望实现倍增。

人口城镇化能够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并引致相关的投资需求。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带来百万亿级别的内需规模，成为7%～8%中速增长的重要支撑。

变局五：“高成本时代”悄然到来

2008年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影响深刻，影响长远。那是中国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的转折点。在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带来始料不及的同时，也使中国经济转型的步伐加快。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保持了9.8%的平均增长率。这个速度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伴随着“百年不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进入了新的30年，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的速度在放缓，我们不得不接受高速增长变为中速增长的现实。

“低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有力武器，但在不经意间中国经济已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社会成本提高了，原材料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环境成本提高，土地成本提高了。

变局六：服务经济超过工业经济

清华大学博士后付立春认为，当工业经济进入到后期之后，重点就转向服务经济：一则服务部门在工业化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长，二则产品提供中服务的相对重要性，被称为产品的服务化。

从宏观角度不难看出，服务经济已经日益成为发展的大方向。而“互联网+”的国家战略正是产业服务化的最好例子。因为互联网、TMT本身就是服务业。

代表中国经济活力与发展方向的已经不再是钢铁、汽车等制造业，而是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企业，在传统制造业苦于融资困难之时，初创型的互联网服务业却在畅享资本盛宴。

服务经济对就业拉动作用更加显著，能消化制造业增速减缓所溢出的劳动力。据测算每投资100万元，重工业可以提供400个就业岗位，轻工业为700个，服务业是1000个。

而且互联网更能放大对就业促进作用，据中央新闻报道阿里和淘宝直接或间接为1200万人提供了就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报告指出，我国网络创业就业已累计制造岗位超过1000万个，并有力缓解了近几年的就业压力。

服务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引擎能由投资切换为消费。服务业的轻资产特性使得投资对服务业产能的拉动十分有限，而提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通过消费端的刺激才能拉动经济增长。

变局七：区域融合渐成潮流

虽然行政区划限制、画地为牢、地方保护主义等区域分割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地方还很突出，但区域融合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渐成潮流。新一届中央领导正在着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就是明证。

此外还有黑龙江的哈大齐经济区、吉林的长吉图经济区、辽宁的沈阳经济圈和“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环渤海地区、河北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山西的太原城市群、山东的半岛城市群和黄河三角洲、长三角、安徽的皖江经济带、浙江的环杭州湾经济区、福建和浙江的海西经济区、江西的昌九经济走廊、广东的珠三角、广西的北部湾经济区、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河南的中原经济带、新疆的乌昌一体化等。这些区域之间的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也越来越多，交通通讯的联接也越来越加强。

变局八：“人才红利”正逐步取代“人口红利”

经济增长与一个国家的劳动人口增长密切相关，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关键比较优势之一就是廉价劳动力，众多的研究者都认为人口红利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超常增长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劳动力的投入以弥补初期资本稀缺的短板，其背后的故事是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供给。

但30年过去，随着中国的人口不断的老龄化，中国正在失去这一最大的优势，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数十年来首次下降。

面对挑战，尽管不少电子企业已经开始向机器人生产转型，但建筑、服务等行业的大量用工需求无法用机器人替代。

随着劳动力供不应求时代的来临，企业人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已不可逆转。随着老龄化加速，接近2.8亿的农民工总量增速已持续四年下滑，并呈现高龄化趋势。

另一方面，当前全社会的抚养比达到36.2%且有进一步上升趋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未来35年里，中国的抚养比还将一路攀升，2050年中国抚养比将达到63%。

其中，老年抚养比将从当前13%提高至2050年的39%。

而这些老年人必须由不断减少的工作人口来支持。这对中国社会将产生三个方面影响：人口老年化问题加剧导致储蓄率下降，不利于资本深化；加剧社会债务负担，拖累经济增长；老年化社会改变中国比较优势，加大宏观经济不稳定性。

变局九：绿色低碳发展日益强化

改革开放前期，我们将主要精力放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二十多年后，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加大，故自“十一五”开始，中国将资源环境指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规划。

特别是“十二五”时期雾霾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颁布了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提出了大气污染、水污染行动计划等，并向国际社会承诺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

可以说，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中国的新潮流。初步估算，“十三五”时期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叠加总量可能达到峰值。

2015年1—9月份，单位GDP的能耗同比下降了5.7%，2014年这个数字是4.8%。也就是说，随着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变化，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在不断下降。通俗地讲，“经济黑色的部分在退，绿色的部分在加强”。

所以说，过去五年是中国经济以速度换质量的过程。发电量和GDP增长背离，煤耗的下降和发电量的背离，都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在悄然发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