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囧闻第082期：
连着一个星期天天谈国内股市，小伙伴们是不是觉得烦了呢？没办法，小编自己也觉得烦，不过，既然最近，中国股市三个交易周累计下跌28.8%的表现已经成为了全球范围内都没有先例的“史诗级”现象，那么大家的眼睛一直盯着他也情有可原。
昨天晚上，证监会被逼无奈之下宣布严查“恶意做空”，这个病急乱投医之举并未把已经奄奄一息的“牛”给救活，大盘在周五直接很不给面子地大幅跳空低开3%，然后跌幅进一步扩大到7%，之后再午盘时分，疑似“解放军”的救市抄底资金涌入市场，一度令上证综指收复日内跌幅回补开盘缺口短暂翻红，但随后，踩踏式出逃的散户和机构却接着反弹的时机慌不择路，于是收盘之际大盘再度被砸跌近6%，这只能形容为“八个兽医抬头牛——彻底没治了！”
而在金融市场上，“贪婪”和“恐惧”往往是一对源自于脆弱的人性的孪生兄弟，而非专业散户投资者为主的市场环境，则加剧了贪婪和恐惧的破坏力。早前在宏观经济领域缺少实质性利好的时候，股市能靠着大家的贪婪涨起来，那么现在股市因为大家的恐惧情绪被打回原形，也是顺利成章的。贪婪可以制造出巨大的经济泡沫，恐惧则是戳破泡沫后引发连环灾难的直接助推力。而由于人类的盲从心理作祟，两者都是可以扩散传染的，这更加增加了不理性情绪的破坏力。投资天才巴菲特的名言是：在别人贪婪时恐惧，在别人恐惧时贪婪！但受到人之本性的制约，知道这句话的人多，而能够以此指导自己行动的人却少之又少。所以，虽然每年出天价购买和巴菲特共进午餐套近乎机会的土豪不胜枚举，但巴菲特的经历却无法复制。
当年，在大萧条时代，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民众面对着一地鸡毛的经济局面一筹莫展之时，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总统就在就职讲话中喊出了：“我们唯一恐惧的东西就是恐惧本身”这句至理名言。因为市场的崩溃，其实来自于信心的崩溃，而信心为何会崩溃，则是因为大家看不到未来的希望。简单来说，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之所以会在经济危机中崩溃，不是因为交易系统瘫痪了，也不是因为生产设备被毁坏了，而是因为大家的信心完蛋了。如果所有人都生活在末日降临的诚惶诚恐之中，民众节衣缩食，政府企业不敢投资，那么需求的下降就会把经济带入更深的泥潭，造成自我可持续式的恶性循环。
这个状况在当前的希腊同样上演着，成百上千万民众的在经历了持续多年的经济萧条之后，已经对经济完全失去了信心。所以，就连当年被推翻的国王康斯坦丁二世的儿子，名义上仍然保留着王氏家族族长头衔的帕夫洛斯王子这个星期也公开出面向欧元区大佬们求情，说希腊的债主们不应该逼人太甚，应该让希腊人看到一些光明，一些希望……当年，在2012年7月份，希腊经历了连续两次大选勉强留在欧元区但仍然奄奄一息，而两只大个子“欧猪”，也就是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处在失去自我融资能力的边缘，而一旦这两国求援，凭欧盟和IMF的能力恐怕不一定救得起。当时，也正是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的一句“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欧元区”成功的逆转了市场情绪，令欧元区最终转危为安。
在关键时刻，通过“大忽悠”手段来让大家看到希望，从而振作信心度过难关的例子，古已有之。当年曹操带兵行军，时值酷暑，一路上却找不到水井，军士情绪不稳，随时可能哗变四散，于是狡猾的曹操便告诉部下前面有一片梅树林，结满了累累果实，再一鼓作气走到那边，就能吃个痛快。于是大家一听，嘴里立刻留出口水，便也不再感觉渴了，大部队也很快走出荒原找到了水源。
相反的例子是，1912年英国斯科特南极考察团信心满满认为自己可以赢得第一个征服南极点的这项荣誉，没想到一路艰苦跋涉真的来到了南极点，却发现早已被人捷足先登，竞争对手阿蒙森插下的挪威国旗在他们到达时已经飘扬了五个星期之久，于是，本来精壮无比的考察队员竟在返回大本营的图中一个接一个不可思议地病倒去世了，坚持到最后的斯科特本人和两名队员也遭遇暴风雪，在弹尽粮绝而又心理崩溃的情况下，在距离补给站只有数公里远之处冻饿而死。这可以说是人类征服自然历史上的最大悲剧。
不过，大忽悠的前提是要有人信你，“口头干预”如果屡屡无法，那么监管机构就变成了一遍又一遍玩“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在公信力尽失之后，就会沦为孤家寡人。所以，美联储的政策措施考量过程之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维持其政策信誉水平，也就即使要通过“大忽悠”手段口头调控市场，也不能把话说死，否则你下次说话，就没人理你了……于是，从格林斯潘到伯南克，再到现任主席耶伦奶奶，每一人美联储主席都练就了一手“打太极”的神功，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风格使然，而是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之所以每个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数据会如此重要，甚至比失业率和GDP等这些重磅数据更加关键，也是这个道理。因为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可以为了某些目的去修饰、去“季调”(有个笑话就是，在气象数据进行了“季调”之后，五大湖的水冬天都不结冰了)，但是大家对经济的信心却不会骗人。而如果监管部门的官僚言而无信，政策朝令夕改，出尔反尔，那么，民间经济信心的恶化，大家用脚投票的做法，就是对其失信行为的直接回应。
所以，在西方政治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做“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权威机构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所以，在转基因、电磁辐射和化工安全这些公共问题上，没有受过系统科学教育的普通民众，甚至包括许多文体明星在内，都宁可去相信一些网络营销机构鼓吹的谣言，也不愿听信官方专家的“科学”解释，都是因为此前从2002年末的SARS事件再到2008年的三鹿奶粉食品安全事件中，许多官员为保乌纱而欲盖弥彰的做法，已经令民众对官方的解释大为失望。
消除“塔西佗陷阱”的关键在于权威者立信于民。当年商鞅在秦国变法时，从贵族到平民的各方民众基于该国之前历任国王都喜怒无常，把自己的好恶当做法律的先例，对各项新政措施均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于是改革根本无法开展。于是商鞅在都城南门立起一根木杆，允诺第一个将其搬到北门者，可获得50两黄金的封赏。结果直到第三天，才有个“傻子”扛起木杆搬到了北门，并如愿领导了50两黄金酬金。于是，在民众对政策的信息被确立的情况下，秦国得到大治，成为战国七雄之首，最终统一中国。
人皆有趋利避害之本能，所以适当的恐惧实在是情非得已，事实上恐惧也是最内心的情感，是装不出来也是无法克制的。大独裁者如希特勒等，都无法阻止民众去“害怕”他们。但过度的恐惧，或者不理性的恐慌，就是有百害无一利的自己吓自己。“塔西佗陷阱”虽然是别人挖的，但是跳进去以后，倒霉的却只能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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